头把《万历十五年》翻开,读了20分钟就有些不耐烦,下意识的对这本书感到轻视和反感。
陈寅恪此时的治史方法,属于中国乾嘉学派和西方兰克史学的集合体。他既批评乾嘉学派为了考据而考据,又习惯使用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并按照兰克史学的理论展开历史研究。
恰好,《万历十五年》体现的是“大历史观”,而“大历史观”又出自“年鉴学派”,“年鉴学派”又是在反对“兰克史学”的潮流中创立的。
说白了,《万历十五年》和陈寅恪八字不合,双方的史学理论大相径庭,甚至在学术上互为敌人。
在陈寅恪看来,《万历十五年》写得太浅白了,更适合作为历史入门书籍。而且即便作为入门书籍,《万历十五年》都不过关,因为这本书的主观色彩太浓重。陈寅恪所尊崇的兰克史学,恰好要求不对历史做价值判断,是反对一切带着主观情绪研究历史的。
幸好周赫煊写的不是《明朝那些事儿》,否则更浅白、更主观,陈寅恪绝对坚持不到看足三分钟。
《万历十五年》的第一章,陈寅恪是抱着批判的心态看完的。他虽然坚持学术自由,不喜欢搞学术派别纷争,但他毕竟属于“兰克史学”那一派,而周赫煊早在十年前就被奉为“年鉴学派”开创者,他必然对周赫煊的史学著作看不惯。
第一章写的是万历皇帝,以万历皇帝为视角描述朝政改革。其中很多内容,都属于作者的主观臆测,对陈寅恪而言是极为不严谨的。
第二章写的是首辅申时行,同样各种主观臆测,但陈寅恪渐渐看出了有趣之处。
再看第三章,陈寅恪的脸上不禁露出笑容,这本书的创作意图果然如他所料。他没有继续往下看,而是翻回第一章重新阅读,一边理解作者的隐藏笔触,一边查找是否有史料引用错误。
多亏周赫煊仔细修改了几个月,否则以黄仁宇的原著,必然让陈寅恪轻松找到错误点。
妻子唐筼催了他好几次睡觉,陈寅恪却不忍释卷,等他把这本书看完已是第二天上午。囫囵吃过早饭,陈寅恪蒙头大睡,下午醒来继续重新阅读起来。
《万历十五年》确实是站在历史人物的角度进行主观臆测,但全书却选取了万历皇帝、申时行、海瑞、戚继光等多个人物展开。每个人物的身份、立场和着眼点都不同,这些综合起来就生动的反映出一个时代。
特别是书中对明朝社会经济的讨论,让陈寅恪耳目一新。在这里,周赫煊删除了原著的“数目字理论”,因为这个理论太过牵强、机械和片面,而是从政体和文化角度进行论证。
又是一天傍晚,陈寅恪放下手中的《万历十五年》。
陈寅恪属于顶级的史学家,他可以非常清晰的发现,《万历十五年》处处都在影射民国。这对普通读者来说极为困难,但对陈寅恪而言却极为轻松。
陈寅恪是什么人?
后世的历史网络小说,写三国必然提到“阉宦集团”和“士大夫集团”,写隋唐的必然提到“关陇集团”,这些概念都是陈寅恪在民国时期提出的。他非常善于分析总结历史政体派系,也对历朝的文化和经济非常敏感,而《万历十五年》就把明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给写活了。
当陈寅恪第五次通读《万历十五年》的时候,他不仅着眼于民国,更把目光放到从唐宋到明清的历代中国。
在这本书的结尾,作者的写作意图暴露无遗,他在总结中国落后的原因,讨论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而四海升平的“万历十五年”,则在影射此时的民国,且此时的民国比“万历十五年”更加不堪。
“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这句话联系前文对明朝社会的分析,再联系民国的社会状况,无疑是在说:“中华民国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
陈寅恪心绪难平,看完这本书后,他已经不去想抗战是否能胜利了,而是苦苦思索中国社会的未来出路。
摆下纸币,端坐良久,陈寅恪开始写评论:《读周先生之万历十五年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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