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
周赫煊道:“请讲。”
“恕我直言,你的那本大作太过侧重文官制度,而忽视了地方自治力量对张居正改革的影响,”费孝通说着又补充了一句,“当然,这只是个人拙见,周先生不必太在意。”
周赫煊笑道:“明朝的地方自治,也属于文官制度的一个附属产物吧?”
费孝通摇头道:“明朝的地方自治当然跟文官制度有关,但并非由文官制度催生出来的。事实上,在明朝初年的时候,皇权是可以下县下乡的。按照朱元璋的想法,地方政府根据里甲编户制度,进行田赋差役的政派,其中田赋大部分上交中央,少部分留给地方政府支配。明初的地方政府有比较宽松的权力,而地方士绅的势力则要小得多。”
“请继续。”周赫煊认真倾听,他也不是什么史学书籍都看过。
费孝通继续道:“明初的地方政府有权且有钱,那么就能做很多事情,譬如水利、教育、交通、慈善、治安等等。由于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地方政府能收到的税越来越少,在没钱的情况下只能放弃部分权利职能,转而由乡绅宗族力量承办地方公共事务。这种办法使得地方政府又省钱又省事,于是积极认可和鼓励,乡绅宗族渐渐接管了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权和管理权,甚至连政府收税也得依靠士绅了。”
“原来如此。”周赫煊豁然开朗。
费孝通又说:“其实‘一条鞭法’也非张居正首创,而是因为地方税收太过杂乱,由南方各县政府根据实际情况自发进行调整,张居正把这种赋税调整办法总结为全国性的制度。由此可见,当时许多有能力的地方官员,还是想要收回基层管理权力。张居正的改革并非无人支持,只不过他的改革手段太过激进,引起了官员和士绅的集体反弹。”
“多谢指教,我准备对《万历十五年》进行修改,再过几个月就出修订版。”周赫煊说道。
费孝通没想到周赫煊如此虚心接受异见,他连忙说:“不必修改。周先生的原作并未有大的错误,只是有少许疏漏而已。”
“能改则改,你说的是一个大问题。”周赫煊已经把黄仁宇的原版改了很多,结果还是被历史学家指出不足。
张其昀赞叹道:“周先生不愧为大师,治学态度之严谨,足为我等楷模。”
张其昀乃是中国“人文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的开山鼻祖,师从哲学大师刘伯明、地理大师竺可桢、史学大师柳诒徵,因此他在哲学和史学方面也有颇高造诣,且精通藏学、满学、蒙古学等少数民族学。
周维烈读高中时的地理教科书,就是张其昀主编的。他还跟戴运轨一起主编了高中物理教科书,跟林语堂一起主编了高中英语教科书。这三本教科书,抗战期间被中国的大部分高中所采用。
1949年初,常凯申不知何去何从,向张其昀问策。
张其昀犹豫多时,终于说了一句话:“上上策是退守台湾!”
常凯申心头一惊,立即把张其昀叫到密室里详谈。
在此之前,常凯申有三个选择,即退往西南、海南或台湾。而国党的大部分官僚和将领,都倾向于退守西南,最终底线也是盘踞四川,固守山川之利而静待良机。
其实这很好理解,日寇那么强悍都无法攻入四川,共党自然也不可能做到。国民政府的官员们就是如此想法,大不了以后统治“巴蜀国”。
唯独张其昀力劝常凯申退守台湾,并详细分析了各种选择的后果,常凯申当场就被张其昀给说服了。
正因建言有功,在老蒋南撤台湾以后,张其昀一路飞黄腾达,历任台当局的国党总裁办公室秘书组主任、国党中宣部长、教育部长等职。而在此之前,张其昀只不过是国民政府的教育部特聘教授而已。
如果没有张其昀出谋划策,老蒋很可能盘踞在四川割据抵抗,就不存在什么两岸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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