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政治影响很大,间接导致英国在二战后进行各种社会改良,颁布了众多的社会福利政策。
然而最搞笑的是,虽然戈伦茨在英国积极推广左派思想,他个人也极度向往社会主义,但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大资本家。他在伦敦的大房子里有10多个仆人,一所乡间别墅只是花匠就有3个。他出门坐的是可以躺着睡觉的订制豪车,每天中午都在高级餐厅吃饭,拥有两位数的女秘书,其中好些女秘书都发展为情人。
按照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理论,戈伦茨在事业上选择“超我”,在私人生活上追求“本我”。
矛盾吗?
似乎,也不矛盾。
趁着会议还没正式开始,戈伦茨悄悄找到周赫煊说:“周先生,我希望在英国代理出版你的全部作品。”
“当然可以,具体的合作我们私下再说。”周赫煊自然不会拒绝这个英国大书商。
“那真是太好了!”戈伦茨搞笑地笑道。
周赫煊下意识的感觉,戈伦茨宣传左派思想的动机不纯。如今英国出版业萧条,人们对资本主义感到绝望,继而开始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感兴趣,做为书商的戈伦茨或许只是为了赚钱才投身左派阵营。
不仅是英国,当下整个欧洲和美国,都在开始反思资本主义的缺陷,从而诞生出一大批“共产主义粉”。
同时“绥靖主义”、“非战主义”、“独立主义”思想也在泛滥,这两年美国销量最好的书,全都是一些反战文学作品。战争在欧美人民心中,被渲染为极端恐怖的事情,似乎整个人类都会因战争而灭亡。
这种发端于民间的反战思潮,自下而上的影响着各国政府。政客为了获得平民选票,纷纷把自己包装成和平主义者,并且实质性地在推行绥靖主义。
说得直白些,一战打得太惨烈,大家都怕了,不想再来第二次。
整个会议期间,周赫煊和孙夫人无疑成为焦点,因为他们是中国人。日军悍然侵占中国东北,接着又进攻上海,这是最近全世界瞩目的战争行为。
罗曼罗兰最先上台讲话,接着是爱因斯坦和马莱爵士,内容都围绕着“反战”这一话题。
孙夫人紧接着发言说:“对于欧洲人而言,法西斯正在壮大,战争迫在眉睫了。而对于中国人而言,日本法西斯已经开始肆虐,战争已经切实的爆发。中国人正在抵抗日本法西斯,是人类抵抗法西斯的最前沿阵地。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爱好和平,而日本法西斯打破了美好的安宁。在日本人的铁蹄下,中国人民流离失所,满洲大片土地沦丧……这是丑陋的战争,这是可耻的侵略。中国人民必须站出来反抗法西斯,就像欧洲人民必须站出来反抗法西斯一样。朋友们,我们的追求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人类美好的未来而奋斗。我希望,中国人民不再孤军奋战,我希望,全世界的反战人士能够团结起来。在中国的东北,那里已经成为人间地狱……”
孙夫人显然早有准备,列举了许多关东军的劣迹。比如,日军残酷镇压东北民众,无端抢夺中国人的私有财产;又比如,日军为了防御苏联,抓捕奴役中国劳工修建军事工程。
特别是那些劳工情况极惨,关东军通过诱骗、强招和抓捕的手段,强逼他们去做筑桥、修路、采矿、伐木、挖山洞、修战壕等工作。劳工吃着变质发霉的粗粮,基本上每天都在饿肚子,而且还限制吃饭时间,超时就要被抢饭碗,甚至是殴打受罚。
多数劳工在大冬天穿着单衣工作,只用用水泥袋子、麻布袋子来御寒,冻死冻伤者不计其数。夏季又要遭受蚊虫叮咬,各种流行病泛滥,疟疾、伤害夺取无数劳工的生命。而日本关东军从来不给予救治,劳工生病了只能苦熬,并且还要带病工作,熬不过去就只能被丢弃在荒野等死。
等孙夫人把这些情况说完,会场里一片死寂。
罗曼罗兰闭上眼睛痛苦地说:“愿上帝保佑中国人,魔鬼迟早要下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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