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哪儿去了，你们又让她隐姓埋名去干什么？她不愿意干的！我知道她不愿意隐姓埋名地过一辈子！她跟我说过的！你们把她还给我！”
老潘又高又大的身体在我的撕扯下纹丝没动，他平静地说：“我也不愿意她干的，这是她自己的意愿，是她的决心！”
我僵住了，我的手慢慢地松开了，我知道老潘说的是对的，老潘是从不让安心靠近任何危险的，他对她像对自己的女儿。安心能离开我重返战场，显然是下定了牺牲一切的决心！
老潘轻轻整理了一下被我扯乱的衣领，声音苍老地说：“我这一辈子，真正敬佩的人不多。”
他停顿了一下，又说：“她算一个！”
我转过身去，毫无方向地向雾气中走了两步，又茫然地站下来。我抬起手，仔细地端详着手心里的。善良的形象，似乎代表了我心目中最理想的母性，代表了母性宏大的慈祥和悲悯。我知道我应该高兴，不管怎么说，安心还活着，她在干她情愿为之献身的事业，她必定也会从中体会到幸福。我们以前就聊起过的：那种真正崇高的人，心中必定充满和洋溢着伟大的幸福！
老潘的声音在我的身后，变得温和起来，那声音像一个父亲在询问自己的儿女，他问：“你敬佩她吗？”
我没有回答，我把象征着安心的那颗戴在脖子上，塞进衣服里，贴身地在心口上摆正。我说：
“请您告诉她，我回北京去了。我会一直守着我们的家，我会一直在我们的家里，等着她！”
我擦去脸上的眼泪，一个人走出了寂静的公墓。我回到招待所拿了我的东西，出门往火车站走去。出门时招待所服务台的一位老同志叫住我，问道：“喂，小伙子，早上缉毒大队的潘队长来找你，找到了吗？”
我回到了北京。
我又回到了原来的赛马俱乐部重操旧业，我每天努力地工作，晚上再也不去泡吧蹦迪和下饭馆。为了多挣一点钱，我还找了一份家教的工作。我省吃俭用，每个月都汇一千块钱给南德缉毒大队的队长老潘，托他转寄给安心的父母。她的父母显然被公安机关转移到其他地区保护起来了。警察有警察的规矩，他们不便把地方告诉我，但老潘答应把我的钱和心意都转交过去。如果他就是安心的联络人，我想这些情况安心也应该是知道的，她一定是知道的！因为老潘在和我以后的通话中，再也没有劝我别再傻等了。当然他也从来没有向我透露过关于安心的哪怕是一点极其微小的消息。这是他们的纪律。
所有的同事、朋友，连同我的父亲，问到我又找女朋友了没有，我都说找了。他们一律做出惊讶好奇的神情，问道：哟，什么样儿啊，怎么也不领来让我们看看？我就说：她不在北京，在外地呢。他们当然还要刨根问底：在外地？她是干什么的？我就说：对不起，她干什么的保密！
我想，总有一天安心的组织上会让她退役的，只要她不死，他们总有一天会让她享受一下她应当享受的安定和平的普通人的生活，所以，我要等她！
除了一周两次去挣那份家教的钱之外，我每天下了班都按时回家。我睡觉时总要摘下那颗被体温焐热的，端端正正地摆在身边空着的枕头上，象征着安心与我同床而眠。每天熄灯前，我从不遗忘地要把卧室和客厅之间的那扇门敞开来，我怕睡着了万一听不见深夜响起的敲门声。
。鬼吹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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