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被读四书五经的我母亲继承了下来；喝烈性制剂寻死大概是西方舶来的一种死法，就让同济大学化学系毕业的梅亚莉用上了，可见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方式的差异。

　　另外，两个为人之母的女性在对待子女的态度上，也显示了中国文化较之西方文化的温馨和亲情。梅亚莉那种不管不顾地直奔天堂的寻死，比起我母亲来，就逊色了许多。我母亲不但给我们准备好了最后一顿丰盛的晚餐，还为死的地点跨踏了好半天。

　　“死在家里怕吓着你们，死得太远又怕委屈了自己，因此才选在那片小树林中。”许多年以后，我母亲以平缓的语气这样告诉我。

　　一九七七年那年，据说是后门兵成灾的一年。从我们岛上的情形看，的确是那样。

　　那一年，岛上家属院里只要能撑起一套军装的男孩女孩都一窝蜂地当兵走了，昔日一到放学时界就鸡飞狗跳的院子一下子就冷清了下来。我家隔壁的于阿姨笑着说：“这些兔崽子们猛地—走，还怪闷得慌哩。”

　　那次我们家一下子走掉了两个，我的体检合格的二姐和体检不合格的大哥。，按他的爱凑热闹的性子，他也准备拍拍在教室里坐痛了的屁股走人的，但我母亲说死也不放他走。用我母亲的话说：“怎么你也得给我高中毕了业！”那时“四人帮”刚粉碎不久，兴师重教的风气还不像现在这么热烈，但我母亲却不为社会上的时髦所动，一切都要按照她的意志转移，连我父亲说了也白搭。

　　母亲自从有了那次把自己吊在树上的壮举，她在家中就取得了说一不二的地位。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了第一次就很可能有第二次的道理，因此，都很害怕那随时都可能出现的第二次。大家对母亲的性子变得唯唯诺诺起来，对母亲的意思自然就言听计从了。

　　绝的是，在后门之风把岛上大一点的孩子们刮得一个不剩后的不久，解放军南京外国语学院在部队内部子弟中招收一个据说是专门培养外交官的英语班。军区为了照顾海岛边防前哨，专门给了我们岛一个名额。我的小哥条件相当，更绝的是他没有竞争对手。板上钉钉的事美得他一天到晚龇着颗虎牙笑进笑出，我母亲的脸上也挂出了由衷的笑容。在母亲的好心情中，我投机取巧地拍母亲的马屁，我说：“妈，亏了你料事如神，要不我小哥哪会有这种福气？”母亲被我的马屁拍得很舒服，就笑着谦虚：“关我什么事？他彭费人有傻福。”

　　有些事龇牙中龇得太早反而会坏事。迷信讲话，牙龇得太狠了，会艇气的。

　　谁都没有想到，半路上会杀出一个程咬金来。这竞争者不是别人，偏偏是许萌萌。

　　那一年许萌萌还不到十四周岁，离南京外院的要求差得远哩。一个十三岁多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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