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制度,也多所议论,但到了兵部之后,兵部其他的郎中、员外郎、主事大多对这些经籍之事了解不多,根本说不上话,这些人又看他资历最浅,便把许多公文都交给他处理。而且由于他官职低微,对兵部各种决议也完全说不上话,只能帮着其他司官跑腿打杂,校对文书格式,甚至有时还要抄写大量文书。这时白莲教之战正在胶着之时,前线公文来往颇多,可许宗彦对战事如何,却全然不得过问,每日只得在许多意义不大的程式性公文中消磨光阴。时间长了,先前的一颗报国之心,便也渐渐黯淡了下来。(按:清制六部有堂官司官之别,各部尚书、侍郎,统称堂官,郎中、员外郎与主事则统称司官。)
就在他授职主事之后两个月,忽然接到家里书信,说母亲患病,一直难以痊愈。许宗彦本就对官场之事渐渐失去了热情,这时眼看有个机会回家,又哪里愿意在京城继续耽搁?当即上书请辞了主事之职,南下回杭州来了。其实这时许母之病已然痊愈,可许宗彦却已经厌烦了程式至上的主事生活,不愿归京复职,又去了家中“许记”打点营生。这一日正巧遇上孔璐华轿子经过,突然被刺客袭击,“许记”为防贼盗,本就备有不少家丁,正好派上了用场。
阮元听了,却也一时说不出什么话来,他也清楚,六部之事,能进行决议的只有各部堂官,各部司官只能办事,却无半分决事之权。正因如此,大多进入六部的司官只有靠办事勤勉,争取获得堂官青睐,又或者入军机处做章京,也可能得到皇帝赏识,但除此之外,司官升迁几无他途。包括孙星衍也是以榜眼身份,一时全力投入刑狱之事,方得以稳步升迁。自己一直在翰林院为官,做官第二年就升了少詹事,乃是有清一代汉官中绝少数的特例,又怎能对许宗彦强加指责呢?
许宗彦却已听孔璐华说起了焦循之事,这时也不禁向阮元劝道:“老师,里堂先生准备应举,学生也有所耳闻,只是学生做了官才发现,这官场生活,与平日读书治学,可是全然不同,读书再怎么有见地,学问再怎么高深,到了官场,也可能全然无用啊。听闻里堂先生心性与学生相近,学生还是希望里堂先生三思。”
我可以将你这些话告知里堂,但这样的话,我也说了不少了。总之,不亲自去试一试应举之事,我看里堂这次是不会罢手了,倒不如先让他去吧。”阮元道,这时,一个医生打扮之人,正在刘文如的陪同之下,向阮元急趋而来。原来刘文如在育婴堂那边也已经听到了孔璐华一行遇刺的消息,急忙回到抚院,正好遇上了给谢雪治病的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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