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多半是江南考生,江南有的是藏书人家,可陕甘呢?云贵呢?这些省份哪有那么多藏书,读书人又有什么条件,能把这些书都通读一遍呢?若是按中堂所言,真的让此人中式,此人于同侪之间,必然盛气凌人,卖弄学问,而究其根本,不过是此人生在锦绣繁华之地罢了,那其他同科进士,却要作何感想?不说别的,这《论语》之言,对于天下大半学子而言都是万世不易之至论,其他人因为奉行圣人之言,方才取了进士,此人言语看似有理有据,却全然否定了《论语》之言,若是这件事被其他考生知道了,他们会怎么想?凭什么这样一个立论与他们截然相反之人,一样可以取进士,和他们一起做官啊?中堂取录此人,难道是为了告诉世人,苦读《论语》,终究无用吗?”
“那曹太傅就不怕,你将此人黜落,竟而失了一个人才吗?”阮元也当即反问道。
“人才?阮中堂所言,竟是什么样的人才啊?”曹振镛又打开了那人第三场的试卷,指着其中一处应答文句向阮元问道:“阮中堂再看这一句,我记得这一句问的乃是《左传》是否为左丘明所撰,你看是也不是?”
“不错,但此人之言我方才看过,依他所言,左丘明确是撰写《左传》之人,有何不妥啊?”阮元也反问曹振镛道。
“自然没什么不妥。”曹振镛也向阮元道:“可此人仅仅这一个条目,前后所答,竟有四行之多!按一般的策论应答之法,一个问题只需回答一两句,最多一行,已经多有冗余,此人一个问题就回答了四行,这不是繁琐又是什么?他应试言语便如此繁琐,日后为官,自不免迟延拖沓,朝廷取录这样的人做进士,又有何益呢?”
“曹太傅,您评价‘冗余’和‘繁琐’的标准,就是文字多寡吗?”阮元自然不会认同曹振镛之念,也当即驳斥道:“当今读书人有所立论,讲究的乃是言必有据,依据越多,其言语也自然愈加可靠,依据不足,又何以证明其言为真呢?比如刑案,证据从来是越多越好,只有充足的证据,才能让官员断案之时准确地定罪量刑!此人言语虽多,但论据充足,自《史记》、《汉书》而至《太平御览》所载桓谭《新论》,一一毕见。这不是更容易证明,左丘明就是撰写《左传》之人吗?”
“阮中堂,朝廷取录进士,是为了让进士进入翰林六部,亦或外放州县,去办事的。若是每个人都像他一样为了什么言而有据,写一篇文章都这般繁琐,那朝廷要他办的事,他何时才能办成啊?”曹振镛又指着另外一句,向阮元问道:“还有这一句,这句原本只是让考生列举一二前朝保甲之事,可他为何要在后面多写了一大段,说什么台湾本应设兵以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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