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十一年底,总理衙门请旨创立京师同文馆,招收十五岁以下的八旗子弟学习西方语言文字。{}这虽是一所新式学校,由于只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学生限于八旗子弟,并未遇到阻力。到了同治元年,奕訢再以总理衙门的名义奏请在同文馆内另设一馆,专门学习天文、算学,招生的对象也由八旗子弟扩大到了二十岁以上的满汉举人、五贡(恩贡、拔贡、副贡、岁贡、优贡,都算正途出身资格)、秀才,以及科举正途出身的五品以下年少聪慧的官员,聘请洋人教习。朝廷批准照办。
不料这件事却在一些士大夫中间引起了很大反响。有人指出,以堂堂天朝竟要拜夷人(即洋人)为师,实乃中国人的奇耻大辱。
恭亲王毫不气馁,同治元年九月初一又上一折,进一步说明开设天文、算学馆的必要性和急迫性,还提出将招生对象再扩大到翰林院编修、进士等人。太后又予批准。
这一来,可极大地刺激了道学先生们的敏感神经,引起京师内外的一场轩然大波。
九月五日,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首先发难,上折说:若以自强而论,则朝廷之强,莫如整纪纲,明政刑,严赏罚,求贤养民,练兵筹饷诸大端;臣民之强,则惟气节一端。臣民有了气节,“以之御灾而灾可平,以之御寇而寇可灭”。令正途科甲人员学习“机巧之事”,又借升官、银两以诱之。“是重名利而轻气节,无气节安望其有事功哉?”这无异于是说奕訢犯了“方向性”的错误,把国家引向歧途。此折虽“为一时推重”,不过他人微言轻,朝廷没有理会。
太后自然不会对这样的科道小人物有什么想法,在她看来,这些所谓的清流只能起到监督的作用,想要靠着他们办事,那是办不成的,要知道。凡事挑刺容易。栽花难,想要做成事业,总是要许多阻碍的,何况太后对付这些人的套路如今用的十分地娴熟。“啊。对不起。折子留中了,”安德海在勤政殿外头耀武扬威得鼻孔对着人,“问奴才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您想着递牌子朝见太后?对不起您咯,您都还没到四品,太后是不会见您的。”
纷纷扰扰过了半个月,大人物倭仁亲自披挂上阵了。倭仁字艮峰,蒙古正红旗人。道光九年进士,历任侍读、侍讲学士、侍读学士等官,是著名的理学大师。咸丰皇帝在世时,因其只会说教,不会办事,把他视为“迂儒”,令其出任叶尔羌帮办大臣,故意用违其才,将其投置闲散之地。慈禧执政以后,才把他召回北京,授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后任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命其教授同治皇帝读书,并兼翰林院掌院学士。这一日母后皇太后临朝,恰好要商议大会操的事,所以除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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